无论是200多年前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中“看得见的手",还是弗里德曼《资本主义与自由》中“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,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”,都对政府角色问题有过清楚的表述。改革开放以来,多轮机构改革中几乎每次都对政府职能进行了重新界定。无论是“守夜人”还是“仆人”,无论是“全能型”还是“责任有限型”,无论是“经济调节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”还是“在继续加强和改进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,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”…..都是新形势下对政府职能转变、角色转换提出的明确要求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,“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,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,强化事中事后监管,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,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"。

要使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,必须为市场经济松绑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许多时候,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有缺位、越位、错位的情况,导致许多问题“鸡脚绊着狗脚",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,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办事效率,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诚信。其实,市场经济环境下,政府只需做好三件事:讲诚信、优环境、搞服务。政府要做的是如何当好“裁判员”,而不是冲在一线去当“运动员”。在楼宇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一样。

在楼宇经济初始期,由于一幢幢商务楼宇最初是由市场主体自发形成的,地方政府的发展诉求在于“不求所有,但求所在”,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楼宇经济发展规划、楼宇发展定位、楼宇业态定位的主导和干预上,因政府掌握着土地、资源等要素和审批、规划、监管等权力,对楼宇建设企业有着相当强的话语权和支配权,因此,这一时期的政府往往显得很强势,号召力、推动力也相对较大,政府的服务也就基本停留在规划的审批、政策的许可等办证、办事、办会上,充当的是统筹规划的引导者、楼宇政策的主导者、企业发展的扶持者角色,针对区域内不同的产业特色和优势,制订楼宇经济发展战略、发展规划、业态规划、发展定位,有效引导企业合理集聚,以形成合理的发展布局。

在楼宇经济成长期,市场力量形成的自发秩序达到了一定规模,政府对楼宇经济的无序竞争、不规范发展再也不能无动于衷,任其自生自灭,而是要去加强调控、引导、规范、提升。这一时期政府的发展诉求在于“有所为有所不为",其职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楼宇的改造提质、品位提升、业态培育等进行协调、引导、扶持,充当的是楼宇发展的规范者、业态要素的培育者、楼宇品质的提升者角色,以楼宇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人文效益为目标,不断提升楼宇的品质、品牌和品位,推动城市的现代化、生态化、国际化进程。当楼宇经济进人成熟期后,各项运转进人正轨,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平台期、效益的滞涨期。这一时期的政府发展诉求在于“扶上马、送一程”。

为摆脱对原有发展路径的依赖和可能导致的边际效应递减,政府必须发挥权威性、影响力、服务力,充当楼宇经济发展公平环境的维护者、企业发展的服务者、利益纠纷的协调者角色。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民营企业遇到了市场的冰山、融资的高山、转型的火山“三座大山”,这其实是内外部因素、主客观原因等多重矛盾问题交汇的结果。越是在这个时候,政府越应该统筹规划协调好区域内资源、利益关系,维护人驻企业的合法权益,保持楼宇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不受外来干扰,为楼宇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外围条件,从而避免不正当竞争、不公平竞争乃至恶性竞争的现象发生。这就是当下议论得最多的营商环境问题。